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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好的性服务工作者,只有不好的法律 NO BAD SEX WORKERS JUST BAD LAWS

以下文章的作者为已故的杰出人士艾丽•丹尼尔(Ally Daniel),它是一篇对于澳大利亚性服务工作各种法律模式的优秀概述/社会调查摘要19/10/2010 BRIEFS ISSN 1448-563X

艾丽•丹尼尔(Ally Daniel)

Scarlet Alliance--澳大利亚性服务工作者联盟

性服务工作者是一群受到诬蔑与歧视的人士,并缺乏大多数人理所当然享有的法律和社会保护。但自艾滋病毒传染病开始以来,此病毒的传播率在澳大利亚的性服务工作者中一直保持低水平。在个人和系统层面的同伴教育和性服务工作者倡议对于保持这种低水平十分必要。

新南威尔士州健康部资助
NCHSR由澳洲健康和老龄部部分资助 © 2010 艾滋病毒社会研究国家中心,新南威尔士大学 第1、3、4页的照片版权属于Scarlet Alliance-澳大利亚性服务工作者联盟


澳大利亚的性服务工作者在我们的公共健康系统中占有非常奇特的地位,他们曾经被罪犯化、受到诬蔑、歧视、监视、控制、合法化并赋予权利。但在社会宣传中,性服务工作者仍很大程度上被视作不道德的偏常者-“疾病传播媒介”;甚至健康服务与研究人员亦不能对此观念免疫。因此,对于健康的披露常常聚焦于性服务工作本身,而不是性服务工作与工作地点的条件,而后者才是需要着重考虑的(Wolffers与van Beelen, 2003)。一系列因素都可能对性服务工作者的性健康产生不同影响:系统结构、社会、文化和法律屏障全部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但影响其性健康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存在于他们工作的法律背景下。

澳大利亚的法律背景

“若要评估法律[与其影响],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性服务工作者的声音……”(Fawkes 2005:22). 目前,每一个州和领地都实施自己的性服务行业法,每个都采取四种法律框架中的一种,每种各不相同。例如新南威尔士州很大程度上将性服务工作合法化;北领地、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为妓院和/或一些性服务工作者的注册建立了许可系统(通常被称作“合法化”);而在西澳和南澳,性服务工作被部分或全部视作非法行为。 罪犯化与合法化的结构体系在道德或宗教的基础上产生法律和政策,因此阻碍公共健康目标的实现。

(罪犯化)

罪犯化是一条限制性政策,把经由双方同意的成人间性交易变为一种犯罪行为。

将性服务工作者罪犯化让其更难于对自己进行健康保护,因为他们会因为惧怕遭到起诉而刻意回避健康检查(Jordan, 2005)。这样做不仅阻止预防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措施的有效实施,并且让性服务工作者与支持机构和同伴教育相分离。因此,这些管理行为与实现公众健康目标背道而驰。例如,持有安全套被用作从事性服务工作的证据,这样反而促使了对于性服务工作者的起诉。

罪犯化的整体效应就是它有可能提高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的传播率,并让性服务工作者面对的耻辱和歧视进一步增加。有报告指出,暴力和剥削成为“罪犯化”环境的特色。

当性服务工作处于或被迫转移到地下时(West, 2000), 性服务工作者对于其工作地点的条件的控制力进一步减少。没有证据显示“罪犯化”减少了性服务行业的工作者人数。因此,“罪犯化”不可能获得预期的效应,即降低性服务行业的规模或保护社区的性健康。

(许可与登记)

通常被称为“合法化”,这种模式的实施方式为:妓院申请许可证或性服务工作者在警察的登记簿登记姓名。这种登记簿与罪犯信息库类似,一旦一个人的姓名被列入,再也不能消除,即使他们后来离开了性服务行业。这样做造成的污名会贯穿性服务工作者的一生,并且不论是过去还是当前的性工作者会刻意回避健康专业人员的检查,因为担心被歧视或不得不公布姓名。妓院许可要求强制性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测试,但这样做强化了性服务工作者的耻辱,他们可能为避免歧视而选择非法工作。

强制性测试和健康证明只会增强客户虚假的“安全感”,一旦他们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便有可能要求危险性服务。

(合法化)

同样会阻止一些性服务工作者进行合法工作。街头性服务工作者与那些在未得到许可的妓院中工作的人一起被迫进一步转移到地下,这样暴力和剥削有可能升级。由于在非法环境工作,获得服务受到限制和约束。性服务工作者极其容易受到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感染,已有证据证明“合法化”与“罪犯化”会同样产生相反效果并具有破坏性(Healy, 2006)。

(非犯罪化)

当所有的犯罪惩罚措施都被消除,正常的劳动法和职业健康与安全法得到实施时,便有了“非犯罪化”。类似于“非犯罪化”的规范模式会增强对于工作地点的控制,因此对于性服务工作者的性互动行为的控制也得到增强,因此实施更安全性行为的能力得到提高(Brunton et al., 2010)。“非犯罪化”模式允许更多的性服务工作者更易于获得服务,并产生最成功的健康成果。

(瑞典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客户被视作犯法并遭到起诉,但性服务工作者被视作合法。性工作者为“受害人”,而客户被视为“罪犯”(Ostergren 2010)。这种模式使性工作者为保持其工作而在危险地点工作,例如在昏暗灯光环境、工业地区或室外。在这样的环境下针对性工作者的暴力、歧视和侮辱容易猖獗发展,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工作环境,这样做会导降低其进行安全性行为的能力。同样地,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模式达到了其预期的效果,即降低性服务工作者人数和/或彻底消除性服务行业。

公共健康策略



性服务工作者保持了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较低的传播率和较高的安全套使用率。在澳大利亚一项研究中,女性性服务工作者的安全套使用率达到95%(Perkins, 1991)。澳大利亚所有州和领地均保证了在所有主要城市为性服务工作者机构提供持续资助。这些机构可以与性服务工作者取得联系,并针对他们展开特殊的健康促进计划,包括提供同伴教育、支持外展服务、安全性行为信息、免费安全套、口交膜、润滑剂、手套和健康套装、性服务工作者专门教育。这些专门针对性服务工作者的服务在过去20年中持续进行(Donovan et al. 2010)。

但是,资源限制继续对性服务工作者机构,特别是对变性、男性、CALD、IDU、原住民、阳性艾滋病毒和街头性服务工作者的成果产生影响。

当前面临的挑战


性服务工作社区面临多项挑战,例如保持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较低的传播率. 对性服务工作者机构提供充足的资源和持续的资助至关重要。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每天都有新的性服务工作者进入此行业,因此必须对其提供信息与支持,因为他们通常不知晓安全性行为;性服务工作者无常的性质必须得到承认;此外私人性服务工作者,可能被与其他工作者隔离,需要同伴教育与社区支持,这样他们才能够参与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防护措施的实施;移民和CALD性服务工作者需要得到文化与澳洲性服务行业(包括安全套的高使用率)方面的信息。

保持成功


自从爱滋病毒传染病开始以来,性服务工作者社区就采取了艾滋病毒预防措施。同伴教育者必须保证性服务工作者有办法保持当前的安全性行为并有足够的资源帮助其适应这个不断变换的行业,包括新技术。这要求性服务工作者机构进行更复杂的教育与社区发展。对这些机构提供持续的资助与支持,帮助其提供同伴教育、外展服务和有效的实施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预防计划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对性服务工作者多元化的认可。一个以证据为依据的方法明确表明了保护性服务工作者健康、安全与福利的措施必须在全澳洲得到实行和保持。这种方法包括性服务行业“非犯罪化”、反歧视法的实施、明确承认性服务工作者权利、持续提供同伴教育、与主流服务一起针对性服务工作者提供支持服务、在政策发展和法律改革中为性服务工作者提供咨询。这些因素已共同证明了它们在保护性服务工作者及其客户的健康和权利中发挥了良好作用。

参考书目

Brunton, C., Fitzgerald, L. & Healy, C. (2010). 《合法化性工作:新西兰经历》(Decriminalising sex work: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 英国,政策出版社

Donovan, B., Harcourt, C., Egger, S., Schneider K., O'Connor, J., Marshall, L., Chen, M. & Fairley, C. (2010). 《西澳的性服务行业》(The Sex Industry in Western Australia)悉尼:艾滋病毒流行病学与临床研究国家中心,新南威尔士大学

Fawkes, J. (2005). 《性工作女权主意者与排他性政策》(Sex Working Femin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Exclusion). 社会选择(Social Alternatives)24(2), 22–23.

Healy, C. (2006). 《艾滋病毒与新西兰性服务工作合法化》(HIV and the decriminalization of sex work in New Zealand).加拿大艾滋病毒/爱滋病法律网络,艾滋病毒/艾滋病政策与法律评论,11, 73.

Jordan, J. (2005). 《新西兰的性服务行业:文学评论》(The sex industry in New Zealand: A literature review). 新西兰:公平部

Perkins, R. (1991). 《工作女孩:妓女:她们的生活和社会控制》(Working girls: Prostitutes, their life and social control)堪培拉:澳大利亚犯罪学机构

Ostergren, P. (2010). 《性服务工作者对于瑞典性服务工作政策的评论》(Sexworkers critique of Swedish prostitution policy) 2010年11月1日从此下载:

www.petraostergren.com/pages.aspx?r_id=40716" West, J. (2000). 《性服务工作卖淫:集体与规范政策》(Prostitution: collectives and the politics of regulation). 《性别、工作与机构》(Gender, Work & Organization), 7(2), 106–118.

Wolffers, I. & Van Beelen, N. (2003). 《性服务工作者的公共健康与人权》(Public health and the human rights of sex workers). Lancet, 361, 1981.

文章概述


1.大图:保持成功的回应
新南威尔士州在对于法律和政策发展进行有效和协调的回应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法律和政策旨在降低性服务行业对公共健康的危害。

在1995年,新南威尔士州将性服务工作合法化。这激发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健康促进策略和法律环境的发展。针对性服务工作者的健康促进策略的实施与一个合法化的性服务行业并存,这建立了最有效和成功的模式,以降低性服务行业对于公共性健康造成的危险。


与一般的观念相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样做增加了对于商业性服务的需求。没有了惩罚性的犯罪法令和由性服务行业规范造成的过度开销和障碍,新南威尔士州健康部能够与性服务工作者外展服务计划(SWOP)联合起来,在20多年的时间内改善性服务工作者的健康,并与任何对大众社区的威胁进行斗争。尽管新南威尔士州具有一个多元化的性服务行业(目前大部分由亚洲人组成),安全套的使用率已达到99%。这样做的结果是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的传播率极低,甚至低于大众社区。


这些成果都直接归功于新南威尔士州进行的合作。但是,要保持这样的成功还面临挑战。必须有针对性地对注射毒品的性服务工作者、移民性服务工作者、男性和变性性服务工作者提供信息。另外,性服务工作者机构必须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这些人群带来的特殊的脆弱性和可接触性。此文注意到,每年只有一少部分澳洲男性接触性服务行业,这明确显示,性行业在澳大利亚不太可能爆发大范围的异性艾滋病毒传染病。新南威尔士州已经有效并成功将性服务行业对公共健康造成的危害减至最低。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工作者进入性服务行业,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改变,并且需要更复杂的持续的健康促进策略。


Donovan, B., Harcourt, C., Egger, S. & Fairley, C. 2010. 《改善新南威尔士州性服务工作者的健康:保持成功》(Improving the health of sex workers in NSW: maintaining success). 新南威尔士州公共健康新闻21(3-4).

2.性服务行业的多样性
性服务工作者和其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具有多样性 – 性服务工作者并不是一个相似的群体。性服务分为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性服务是收费性服务,在可见或可知地点进行,例如妓院。直接但隐蔽性服务被分离开来,比如私人和伴游性服务工作者便属于这一种类。这类群体因其隐形性更易被法律所容忍,但更易遭受来自客户的暴力。从事间接性服务工作的人可以在临时基础上进行工作,并不一定被定义为性服务工作者。隐蔽和间接的性服务工作者更不易获得服务和接触健康促进计划,因此对于公众健康造成较高威胁。 Harcourt, C. & Donovan, B. (2005). 《性服务工作的多重面孔》(The many faces of sex work). 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81, 201.

3.非犯罪化:最好的健康成果
澳大利亚的性服务行业法律及其对于健康促进活动和实施服务的影响在墨尔本(持有许可和合法的)、珀斯(犯罪化)和悉尼(非犯罪化)得到研究。有明确证据显示,性服务工作的法律对于针对性服务工作者的健康促进服务的实施与成果具有显著影响。它证明了许可证政策(即警察控制没有许可证的妓院和其他非法环境例如街头性服务)将这些工作者从健康促进计划中排挤出去,得不到同伴教育和支持。然而非犯罪化提供了最好的法律框架。社区层机构具有更多能力提供倡议服务,因此为性服务工作者获得更好的健康成果。


Harcourt, C., O'Connor, J., Egger, S., Fairley, C., Wand, H., Chen, et al. (2010). 《卖淫非犯罪化与性服务工作者更好的健康促进计划相关》(The decriminalisation of prostitution i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coverage of health promotion programs for sex workers).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共健康杂志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4, 482–486.

4.Mandatory testing is expensive but is it effective? 强制测试很昂贵但是否有效?

STI/HIV transmission rates are extremely low in Australia and previous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that there is almost 100% condom usage. However, sex workers in Victoria have a legal obligation to provide evidence that they have undergone regular STI/HIV testing (mandatory testing). STIs are screened for monthly, while HIV is screened three-monthly. A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ed cost compared to the health benefits was undertake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x workers could be screened less often, lessening the expense on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without any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exual health of sex workers or on the public health of the general community. Testing intervals should not be determined by legislation but instead by STI epidemiology.

在澳大利亚,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的传播率非常低,以前的研究显示,安全套的使用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但是维多利亚州的性服务工作者有法律义务提供证明其已进行定期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测试检查。性传播疾病每个月检查一次,艾滋病毒为每三个月。与其健康收益相比,对于相关开销的一份成本效益分析结果显示,性服务工作者可以降低检查的频率,这样做会减少公共健康系统的开销,而不会对工作者的性健康或大众社区的公共健康产生任何负面影响。测试的间隔时间不该由法律决定,而应该由性传播疾病的所有消长控制因素决定。

Wilson, D., Heymer, K., Anderson, J., O'Connor, J., Harcourt, C. & Donovan, B. (2010). 《性服务工作者检查过于频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成本效益分析》(Sex workers can be screened too often: a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in Victoria, Australia) 英国医疗杂志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86, 117.

5.感染艾滋病毒的性服务工作者:我们应该知道什么?


那些携带阳性艾滋病毒的性服务工作者如果采取安全性措施,则完全不会对客户或公众的性健康造成危害。尽管如此,他们仍面临双重污名:感染艾滋病毒的性服务工作者。这些人到受到歧视,被媒体所污蔑,因从事性服务工作被认为是罪人并受“公布法”的约束。在ACT有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案子:尽管没有任何传播艾滋病毒的危险,一名性服务工作者仍然受到起诉并判罪,仅因为其在患有艾滋病期间从事性服务。当面临“艾滋病毒和性服务工作同时存在”的问题时,人们严重缺乏获取教育、法律和社区政策发展的渠道,并缺乏相关的指导,这些都是当前的法律造成的。感染艾滋病毒的性服务工作者需要获得权利和授权环境。


Jeffreys, E., Matthews, K. & Thomas, A. (2010).《艾滋病毒罪犯化与澳大利亚的性服务工作》(HIV criminalisation and sex work in Australia). 生殖健康的重要性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 18, 129–136.

http://www.scarletalliance.org.au/projects/swpos/

行动点

  • 罪犯化、合法化和瑞典模式不应该被视为可行的或有效的法律措施。这些模式可能会增加警察腐败。
  • 非犯罪化在保障性服务工作者的健康、安全和福利方面可视为最佳的法律模式。这样做会帮助性服务工作者获得最好的健康成果、将行业规范交给地方市政厅而不是警察。虽然并非完美(例如地方市政厅可能通过否决妓院的发展申请而滥用职权),它仍旧是最有效的模式。
  • 扩展并继续提供同伴教育以保持性服务工作者间较低的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毒传播率。
  • 同伴教育工作者对于新的、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CALD、IDU、原住民、变性和男性性服务工作者开展健康促进计划。
  • 为性服务工作者提供服务的主流机构应该就服务形式、政策和研究与性服务工作者机构合作并向其进行咨询,以提供最好的健康成果.
  • 性服务工作者机构与Scarlet Alliance对主流机构提供专业发展计划,而主流机构应采纳这些计划,以处理性服务行业内的污名、歧视、可获取性、包括性与多样性问题,及关注保密的重要性。
  • 在所有相关政策和法律的改革中,都应当咨询性服务工作者意见。

更多信息


Scarlet Alliance,澳大利亚性服务工作者协会

www.scarletalliance.org.au

• 培训和公共健康促进讨论会

• 倡议与法律改革

• 增强性服务工作者权利

绯红男性
www.scarletmen.org.au
•由男性性服务工作者组织,为男性性服务工作者服务

性服务工作者扩大范围服务计划(SWOP)悉尼

www.www.swop.org.au/
•免费获取安全套、套装、润滑剂、手套和口交膜

联络

www.touchingbase.org/
•残疾人与性服务工作者联系起来

悉尼性健康门诊
www.sesiahs.health.nsw.gov.au/sydhosp/Services/sshc.asp
•保密和全面的健康服务,帮助您把握自己的性健康

新南威尔士州保健部
www.health.nsw.gov.au/publichealth/sexualhealth/sexual_phus.asp •性健康门诊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