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者是积极同意 (Affirmative consent) 服务协商 方面的专家。我们知道，积极同意 (Affirmative consent) 可能会受到经济安排或安全措施（如安全套 的使用）的影响。我们知道，同意一项活动绝不意味着同意另一项活动。我们会明确讨论积极同意 (Affirmative consent) ，通过解读上下文线索来对隐含的积极同意 (Affirmative consent) 感到有把握，运用非语言信号，并在每一班工作、每次预约 以及每次互动中设定个人界限 。

然而，在当前推动制定更严厉的性暴力与基于性别的暴力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浪潮中，性工作者却因以男性为主的施暴者的行为而沦为替罪羊。 2023年10月，自由党副领袖苏珊·莱（Sussan Ley）呼吁停止批准新建脱衣舞俱乐部，声称色情娱乐与家庭暴力之间存在关联。在最近的联邦预算中，政府为一项强制性“网络安全计划”（年龄核验 ）试点项目拨款，该项目在色情作品 网站上实施，被定位为应对“网络上的极端厌女现象”的举措——尽管就在九个月前，政府还曾以技术上不可行为由否决了这一做法。

这两种说法均未提供任何证据。媒体、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却不加批判地反复传播这些说法。其结果是将性工作者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承认我们受到性暴力影响的程度远超常人，且我们作为拥有真正专业知识的性工作者组织（社群 ），在积极同意 (Affirmative consent) 领域具备专业权威。我们的专业见解应当具有分量——无论是在本次调查中，还是在各州和领地积极同意 (Affirmative consent) 法律改革 的相关工作中，以及在关于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的更广泛讨论中。 性工作者应作为专家利益相关方在决策中拥有发言权，而不仅仅被当作警示案例。司法系统对性暴力的应对措施必须真正惠及性工作者，从提出投诉到与警方、服务机构及法院的互动，每个环节都应如此。